文／李扬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迄无结论的问题。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但是，这种基于道义理由的责难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这是因为，在国际金本位时期，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兑换的法偿货币时代，则是那些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让自己的货币走遍全球，为其他国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来左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态。基于此，我们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另外，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更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实力对比，实力格局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者担心，金融危机将重返亚洲。例如，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一篇题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中就宣称：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整整十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重返这个地区，而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将仍然是货币汇率危机。今天看来，危机复归的预言固然过于凶险而且完全没有兑现，但关于汇率问题将始终困扰亚洲国家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论断，则确实也触及了广大亚洲国家的心头之痛。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可以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危机归于危机国家自身。诸如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等等，但是，危机的进程很快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论证过于陈旧。稍加分析便会发现：那些传统上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发生危机的国家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实上，就在危机爆发的前3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曾对亚洲一些国家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矛盾现象迫使人们去另寻根源，于是，固定汇率制、过快和过度的自由化、过度的负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被列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罪魁。

客观地说，以上所列种种，确实都是亚洲国家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就此盖棺定论，则多数人心里都不甚踏实。一定还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否则，危机不至于那么没有先兆，其传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响范围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亚洲地区。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曾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十年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看法。文章第一节的标题就不同凡响“：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联涛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问题在于这环环相扣的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基于这一结构，亚洲便存在着日元套利的交易机制。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剧烈，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少数国家主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潜在风险

为了探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是有益的。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一是美国在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清偿力，二是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维持该制度的稳定。众所周知，这个制度隐含着“特利芬两难”的矛盾，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半叶，该制度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国际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自谋生路，以求自救。路径基本有两条：

第一条路径是寻求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在一个小范围内另起炉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证是欧元区的建立。经过长达30余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地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形成了统一货币区。欧元的启动以及随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使得欧元区各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及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定给区内各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区域内每个国家不必保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得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第二条路径则是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是指将自己国家的货币按照调整过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钩并努力维持汇率稳定。欧元区以外的多数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样做的好处明显：由于美元是被多数国家接受并使用的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便使得挂钩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入时，获得了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条成本很高，且常常使挂钩国家陷入困境的路径。问题有三：

第一，由于在国际交易中和建立国家储备时必须使用他国货币，挂钩国家便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所谓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国资产负债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则是一国损益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第二，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问题。

由于美国并不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依法承担调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就会导致挂钩国家陷入美国经济波动和风险承担者的不利局面。这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眼下发生的次贷危机，更是一个新的例证。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广大非关键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免陷入两难境地。这种两难造成的原因是在美国和欧洲，其货币当局只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而在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中，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来确定其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还要同时根据对外平衡的状况，运用同样的工具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汇率政策。遗憾的是，对内和对外的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相互冲突。回顾近两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前思后虑的窘状，便不难理解其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