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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瑞灼
政府的钱全部取之于民，也应用之于民。当政府财政达到一定程度，超出了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范围时，还富于民就成为人性化政府的首要考虑和理性选择。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首先提出了“向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利润，除了将一部分用于对企业的再投资等支出，可将另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并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实际利益。当前，“向社会分红”理论逐渐被广泛运用，已成国际惯例。年初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给国民发了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大“红包”。香港特区政府因巨额财政盈余准备退税400亿港元，退税率高达75%。此前布什政府提出了14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我国东莞也向低收入群众派发千元红包，这都说明“还富于民”的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群体所接受。
当前，我国CPI高速增长，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民众生活压力增大，而财政收入却逆势飞涨。经济学家陈志武曾算过一笔账，2007年中国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1/4。这说明，我国政府“还富于民”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最佳路径莫过于给民众派发补贴来增加居民收入，或通过降低税收来减轻群众负担，或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推行免费公共产品如“免费公交”之类，切实解决好衣、食、住、行、医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